“1975年，有个日本专家说，你们学业务很努力，但你们的操作技术还得10年才能赶上我们现有的水平。”宗建华说起这句话时，情绪依然激动，“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叫吉野的日本人说的话。”

  “后来，日本专家每次看见郭连兴，不管在路边，还是厂房里，都会边举双手大拇指，边称赞‘郭森塞，IGG！郭森塞，IGG！’”。森塞即日语中的“老师”，IGG，便是惰性气体发生装置。

  从日本人的不屑一顾，到连连称赞，从行业“门外汉”到化工建设精英，中间经历了什么？

  “我父母是八路军，我从小听着‘保家卫国’的故事长大，当然也希望像他们那样报效祖国。”1972年，济南五中的校园里贴出一张告示：“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招兵，有志青年可报名投身祖国建设。”

  18岁的宗建华基本上没有任何犹豫，抢着报了名。就此，宗建华从济南五中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山东生产建设兵团，成为一师一团（后改为国营黄河农场）知青，投身于祖国建设大潮之中。

  宗建华和记者说，国营黄河农场被称为“山东的北大荒”，“我们去的时候，主要是种地和修水利。我们农场耕种管收全都是机械化。”

  在宗建华的讲述中，那时场景跃然于眼前：来自各地的青年人们，将青春和汗水洒在一望无际的耕地里，履带式拖拉机轰鸣着翻起泥土，数米宽的播种机将麦种均匀撒下。等到麦收时节，苏联产的联合收割机又卷起了层层麦浪。

  在宗建华和知青伙伴们在山东“北大荒”战天斗地时，在距离他们一百多公里的临淄，另一场与之息息相关的化工建设也正悄然开始。

  化肥是农业生产中最为基本且至关重要的生产资料，相较于国外化肥工业，我国化肥行业起步较晚，但行业发展速度快。1953年至1957年期间，经过援建，吉林、兰州、太原三个化肥厂建立后，中国拥有了合成氨15.4万吨、硝酸铵18.8万吨的生产能力，奠定了中国早期化肥工业基础。

  1973年，我国开始第二次技术引进潮流，从国外引进13套大型合成氨、尿素装置。齐鲁石化第二化肥厂便是国家“四三方案”首批引进的13套大化肥装置之一。

  1974年4月，30万吨合成氨工程（第二化肥厂）正式动工兴建，这座位于临淄的“庞然大物”以胜利油田天然气为原料，设计年生产能力尿素48万吨，合成氨30万吨，也成为当时中国产能最多的化肥工厂之一。这样一来，化工建设前线就急需一批“有文化、能吃苦”的青年工人。

  1975年，一道招工调动让宗建华的命运与齐鲁石化交织在了一起，也让宗建华在淄博化工行业扎根50年，成为了淄博人。

  “二化厂是直接到农场来招工人，从五千多名知青里，选拔上了我们150个青年。当时就是一个念头，‘我是革命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’。”宗建华至今记得，他们150名知青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通往化工一线的道路。

  “我们这批人是1975年6月到的二化厂。所有人都众志成城，坚定一个信念：不怕苦、不怕累，大家拼建设、做贡献，一定把祖国建设好！”宗建华说。

  正如胜利炼油厂的代号“55号工地”，第二化肥厂在建设时，也有个简洁又接地气的称呼：30万。“当时，你在临淄一提‘30万’，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第二化肥厂。”宗建华说。

  初到二化厂区，宗建华眼前是一片百废待兴的工地，宿舍是临时搭建的板房，“30万”生产规模正在建设者们手中开始实现。

  “随着生产装置一起来的日本专家，对我们学习技术的劲头很赞赏。但是，他对我们说，‘你们学业务很努力，你们10年后能达到我们现在的操作水平就很不错了’。”当时就有中国工人反驳说：“你少狂，咱们走着瞧。”

  “这话一传开，厂里所有人都铆足了劲学习业务。大家有个共同的想法，凭什么你们日本人行，说我们中国人不行？” 宗建华回忆道：“那时候没人喊苦，大家心里就一个念头——绝不让日本人看不起，要给中国人争气！”

  流程要顺畅，免不了要对图纸了如指掌。宗建华和同事们按图索骥，对照流程和设备位号一个一个“刻”入脑海。

  “这个怎么背呢？就弄个小本子，和现在的大学生背单词一样。走路边看边背，在食堂里排队买饭的时候，也看也背。”早在50年前，宗建华便和同事们过上了“考研”生活，“当时厂里那个风气简直不得了了，我们住单身宿舍的上下铺，床头上挂满了图纸，醒来一睁眼，除了看图纸就是看操作手册。”

  在宗建华的回忆里，二化厂提供的宿舍只有简单的架子床上下铺，不管开窗与否，图纸总会唰唰作响，他和同事们每天便伴着这个声音入眠。

  那时的宗建华和知青同事们，年纪和现在的“00后”相仿。在时间紧、任务重的建设前线岁出头的年轻人扛起了祖国石化建设的千斤重担：白天大家一起学流程，晚上就在简易的宿舍里抄写技术手册。没有现成的教材，他们用钢板刻蜡纸、油印资料，甚至自学日语啃下外文图纸。

  “没有一个人喊苦，没有一个人喊累，到最后，甚至我们有同事自学了日语。在当时那个资料匮乏的年代，是很了不起的。”宗建华说。

  生产不等人，宗建华和同事们一边学习，一边建设。“白天上班会碰到还没建设好的地方，也没有保温层，管线都着，但我们小伙子们就拿着流程顺着管线爬上去了。”

  “那些年冬天比现在冷多了，我们摸流程还是直接上管线，从这头爬上去，再从那头抱着管线‘出溜’就下来了。”寒风呼啸，宗建华和同事们从管道这头爬到那头，流程摸清楚了，工序记牢了，但他们成了一个个“铁人”。“因为那么粗的管道上都是锈，工作服穿几天就坏了。”

  短短半年，这群年轻人从连阀门都认不全的“门外汉”，成长为能独立操作设备的骨干，从与日本专家简单的纸上翻译到流畅地用技术符号和流程交流，“日本人也对我们转变了态度，由轻视变为佩服。”

  “还有一个事情，让日本人彻底地服了我们。”宗建华向记者讲起了印象最深刻的故事，“当时我们厂开的第一套装置，叫惰性气体发生装置，作用于分离空气产生氮气。”

  作为生产规模30万吨的化工大厂，二化厂在建设时同样存在易燃易爆易中毒的安全风险隐患。惰性气体发生装置看似平常，却是化工厂的“安全盾牌”。惰性气体发生装置启动后，能够最终靠设备产出氮气，进行氮气保护，没有氮气保护，易燃易爆的合成氨生产寸步难行。

  由于日本提供的技术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，未实现工业化生产，再加上前一台惰性气体发生装置在四川化工厂开工失败的例子，连日本专家都对这套装置束手无策。

  “日本人这里动动、那里改改，连着开了几次，就是开不起来。这套装置开不起来，后边工序就没法进行，更不能开工，这台装置就是生产的第一道‘生命线’。”宗建华说。

  “惰性气”岗位的五名操作工都是知青，他们不肯放弃，连续几个日夜排查故障。“当时岗长叫郭连兴，他和班长商量，‘就让我们试试，反正启动没危险，说不定就开起来了’。”宗建华说。

  在知青们不服输地尝试下，惰性气体发生装置真的成功启动了。“当时厂里上下欢呼一片，日本专家都竖起了大拇指，说了不起。”

  “后来，日本专家的领队每次看见郭连兴，不管在路边，还是厂房里，都会边举双手大拇指，边称赞‘郭森塞，IGG！郭森塞，IGG！’”宗建华高兴地对记者边说边比划示范。

  森塞即日语中的“老师”，IGG，便是惰性气体发生装置的简称。这一声称赞，不仅是对郭连兴的赞誉，更是对中国青年不服输精神和拼搏进取的认可。

  此后，二化厂的惰性气体发生装置平稳运行，为后续合成氨投产扫清了障碍。郭连兴也成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。

  1976年，第二化肥厂正式投产。当第一袋尿素成功下线，全厂人欢呼雀跃时，不少知青在偷偷抹眼泪。“宗建华们”用大好青春跨越了建设难关，填补了技术鸿沟，更证明了一件事：外国人能做到的，中国人不仅能做到，还能做得更好。

  1970年到1976年，齐鲁石化两大化肥厂先后建成投产，成为山东省乃至全国工业的大事。就此，始建于1966年的齐鲁石化，也逐渐从单一的炼油公司发展成为一家集原油加工、石油化学工业、煤化工、天然气化工、盐化工为一体，配套齐全的大型炼油、化工、化纤联合企业，被誉为炼化企业的“博物馆”。

  五十年后，宗建华站在齐鲁石化新厂区内，望着厂区崭新的智能制造装置，依然心潮澎湃。当年爬管道的“泥人”宗建华，如今已是年过七旬的退休老人，“随着鲁油鲁炼上马，齐鲁石化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时代。”

  如今，工作在化工一线的年轻人或许无需在寒风中爬管道，更无需面对他国的技术蔑视，但面对智能AI、航天航空、新能源等“新时代赛道”，依然需要那股“拼建设”的奋斗、“背编号”的刻苦和“郭森塞”不服输的精气神。

  宗建华，1954年出生于济南。1975年，调入建设中的齐鲁石化公司第二化肥厂。先后任厂内操作工、宣传干事、报社记者、部主任、副总编。2014年退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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